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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车出行作为一种新型出行方式,在清洁空气、节约能源、缓解交通拥堵、方便出行等方面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规范顺风车出行,保证顺风车乘车人的安全,北京市交通安全委员会等五部门在2016年12月21日联合发布了《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规定,提供合乘的车辆须是驾驶员本人所有的、具有本市号牌且经检验合格的7座以下小客车,也规定了顺风车平台有对顺风车车主进行资质审核的义务。
但是,在实践中依旧存在顺风车平台允许不符合标准的车主从事顺风车活动的情况,并且导致了交通事故。
2018年1月24日,赵明明通过某出行软件客户端发布由某公司行至某小区的合乘信息,后经该软件平台线上沟通,车主田聪接受了赵明明发布的合乘请求。
随后,赵明明搭乘田聪驾驶的车辆出发。车辆行驶30分钟后突发交通事故。由于当时车速过快,且受到其他车辆的干扰,田聪驾驶失误,致使车辆与路边隔离带相撞,又由于应急措施失当,导致车辆失控翻车。
剧烈的撞击导致田聪的车辆受损,同时也导致坐在后座的赵明明严重受伤。田聪迅速报警,警察接警后立即到达现场,根据事发时的具体情况,交管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事故为单方事故,田聪应该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随后,赵明明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赵明明的伤情为胸椎骨折。期间,田聪与嘀嗒平台未对赵明明进行赔偿,赵明明自行垫付了医疗费,并承担着不能工作带来的损失。
治疗完毕后,赵明明要求田聪与某出行软件平台对其进行赔偿。在各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赵明明将双方诉至法院,要求田聪与某出行软件的运营平台公司连带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共计70余万元。
法院受理此案后,首先对赵明明的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显示赵明明的伤情已经构成了八级伤残。
经庭审查明,田聪驾驶的车辆不是北京的牌照,不能在北京开展顺风车服务。事故发生距离《意见》颁布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某出行软件平台非但没有将田聪的账号予以清理或者关停,反而任由田聪提供顺风车服务。
同时,田聪近三个月的接单记录显示,田聪在一天内超过两次接单的情况出现多次,这也同《意见》规定的顺风车接单次数不符。综合案件中各方的过错情况,法院最终判令田聪赔偿赵明明30余万元,某出行软件的运营平台赔偿赵明明30余万元。(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微释法
解读人:余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法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私家车出行这种舒适的出行方式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但是,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大幅上升,交通拥堵的问题也开始日益凸显。顺风车出行,即私人小客车合乘,在满足了出行舒适度的同时也避免了交通资源的浪费,是时代发展的一种趋势。
顺风车出行平台作为车主同乘车人沟通的主要方式,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在顺风车提供服务期间暴露出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当乘车人在乘坐顺风车出行期间遭受人身损害时,乘车人、车主、顺风车平台分别承担何种责任,现阶段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多起涉及顺风车乘车人受到人身损害的案件后,归纳出如下思路。
一、顺风车平台能够成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责任主体
顺风车平台成为责任主体的法理依据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审理案件中秉持的“风险开启理论”及“报偿理论”。
机动车作为快速交通工具,对其他参与交通的主体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能对此“危险源”进行开启与控制,成为承担责任的判定依据。
顺风车平台在提供顺风车信息共享,撮合顺风车服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开启了机动车运行这个“危险源”,但顺风车平台也享有因顺风车运行而产生的利益。
第一,顺风车平台在每次顺风车出行中都要收取一定的信息服务费;第二,作为经济体量庞大的互联网企业,千千万万例顺风车车主及合乘乘客的选择成就了市场对于顺风车平台公司的估值认同。从公司成长的角度看,顺风车平台公司从顺风车项目中获益巨大。
二、顺风车平台应在纠纷中承担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现阶段并无法律对顺风车平台公司这类合乘信息服务平台在事故中承担何种责任作出明确规定,这是因经济发展、互联网创新等变更所造成的局面。顺风车平台公司为出行方式的发展与实施提供了思路,开创了顺风车运行的良好业态。若对其苛以连带责任,势必对顺风车业态的发生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鼓励互联网企业的创新。
三、顺风车平台公司是否承担责任,要视其是否在事故中存在过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因此,确定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依据为其是否存在过错。在日常顺风车实践中,顺风车平台的主要责任是对在其平台上的车主进行信息审核与接单次数的限制,若其怠于履行上述义务,则可能存在过错。
在本案中,某出行软件平台公司在审查车主田聪的信息与限制其接单次数方面存在过错,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
